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连接陆地的不是大海，是航海的人”，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71%的面积，陆地只占29%的面积，在中国，陆地有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有400万平方公里。

11月21日，长江口二号古船的顺利打捞，让公众把目光再度聚焦水下考古。《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近日专访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邀请他畅谈水下考古与遗产保护。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初步判断这条船有可能是沙船。沙船最早起源于唐代，首先在今天的上海崇明一带使用。真正沙船的出现应该在明嘉靖年间，而这条沉船的年代我们把它定在同治时期，正好处于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把丝绸之路看成线的话，中国正好处于丝绸之路的一端，那么这条船在丝绸之路一端的一个区域贸易体系里边，上海作为当时对外输出或者对外交往的核心点，这条沉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关注的地方。”孙键说。

【资料图】

澎湃新闻：水下文化遗产的具体定义是什么？我们每年会对陆地上的文物进行普查，我们国家的水下文化遗产分布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个针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

孙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1届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公约》规定水下文化遗产是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存。现在我们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概念认定也越来越宽泛，一些近现代还不到100年的遗存，比如二战时期跟重大历史活动有关的遗迹也可以被认定为水下文化遗产。

水下文化遗产的类型很多样，有些因为经历沧海桑田的地理变化，被淹没于海底，比如中国台湾海峡“东山陆桥”，它曾是连接两岸的“桥梁”，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回升，被淹没在海底；有些因为人工修建大坝水库，造成陆地遗物没入水下，比如浙江千岛湖水下古城；还有因为地震等自然灾害，像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因为大洪水这个原因，整个亚历山大旧港被埋到水下；当然沉船还是最显著、最著名、最熟悉的遗址类型，占据了水下文物资源的绝大部分内容。

我们的水下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当前正在做，也是我们现阶段的一项重点工作，明确写入国家文物局的十四五考古工作规划里边。跟陆地上的文物普查不一样，人在水底的活动范围和效率要低很多，我们除了对已有的线索进行核实，比如通过查阅档案文献，另外一个就是走访，比如民间的活动、渔民有没有偶然的发现。现在还有一个手段就是跟海洋局等涉海部门合作，在他们做海域调查的时候，也把文物纳入进来，及时共享信息。

浙江千岛湖水下古城（图源：网络）

即使是这样，因为海域面积广大，每次调查的范围都很有限。我们会划定不同的区域，比如从文献记载、从历史航线角度考虑哪些地区最有可能存在水下遗迹。比如在上海的长江口，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航线，有大量的船舶从这里经过，那么这个区域就会作为一个重点海域进行调查。再比如我们正在做的福建平潭海域，那在以前是海上丝路、南北交通要道，我们在这一海域会进行网格化、全覆盖式重点调查，持续不断地去做，再跟其他海域相连，争取对中国沿海海域做一个全面性的调查。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掌握200多处沉船遗址，还有一部分是在内水，比如在鄱阳湖、大运河都发现过很多著名的沉船，比如太仓元代古船、山东柳孜运河遗址发现的沉船都属于这种情况。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规定原址保护、最小干预、尊重人体遗骸和祭祀性遗存、公众意识与教育等保护原则。《公约》传递的理念就跟我们陆地考古一样，并不是说见了沉船等遗址就要去发掘。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更多是鼓励原址保护，特别是对于水下遗产，在很多时候我们是鼓励观众无害性的进入。你可以去看的，因为潜水对于在几十年前是很难的事，在今天越来越容易，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会更容易，这样公众是可以去看去体会的，比如在意大利、希腊都有，把淹没在水下的罗马庄园，由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进行修复复原，甚至把青铜雕塑打捞起来，做好保护和修复处理以后再放回原处，这样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不同时期的水下文化遗产，或者说人类早期创造的这些文明。

所以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文物的普查？只有把信息掌握全面，才能为以后的保护工作做好准备。

澎湃新闻：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水下考古从诞生至今35年，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历程？我们国家目前水下考古处于何种发展水平？

孙键：中国水下考古起步于1980年代末，当时有两个事件作为导火索。一个事件是1986年，英国人迈克·哈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从我国南海沉船上打捞的瓷器和金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知道后委派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赴荷兰考察拍卖事宜。受这一事件刺激，他们回来后撰写了《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提议在中国开展水下考古的相关工作。巧的是一年后，“南海一号”被发现了。1986年，英国的海上救捞公司与广州救捞局合作打捞“莱茵堡”号沉船。结果“莱茵堡”号没找到，找到了“南海一号”，我们随后中止了中英联合打捞。

而彼时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刚成立，并不具备打捞抢救海底遗存的能力。在这两件事的刺激下，等于催生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他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水下考古学奠基者。他于1987年创立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在当时一无人才，二无技术背景下，国家文物局选派人员赴荷兰、日本学习潜水技术、水下考古。

讲到这不得不提到“南海I号”的命名，当时中国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俞先生是中日联合南海水下调查队领队，没有用最小地名原则，用I编号是希望水下考古能发展壮大，1、2、3……不断有新发现新发展。是一种期许。俞先生是了不起的考古学家。

刚接触水下考古时，我们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一方面请日本水下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教授前来授课，另一方面派遣人员前往荷兰、美国学习。1989年，我们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和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第一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共11人，就这样一支初步的水下考古队伍算是建立起来。

我们第一次开展水下考古工作是1990年合作在福建定海湾进行水下考古调查。1991～1997年，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掘是我们国家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做的水下考古发掘，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大事件。之后我们在1999年又举办了第二届水下考古培训班，这样我们水下考古的队伍就逐渐壮大。

我们国家的水下考古事业，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已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个前沿的地位。比如，我们拥有一支稳定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和水下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的团队。拥有专门的考古工作船和数个水下考古科研基地。同时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和发掘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如南海I号沉船、华光礁一号沉船、南澳一号沉船、碗礁一号沉船、小白礁一号沉船，以及当下正在发掘的长江口二号古船等。

我们现在也做深海考古，就是借助“深海勇士”深潜器、rov开展深海考古，但是它的代价和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国外也一样，比如法国的“奔向月球”深海实验考古计划也是开展千米的深海考古，我们在西沙也做千米的深海考古工作。

澎湃新闻：我们国家现在的水下考古队伍和人才培养路径是怎样的？您本人有着30余年水下考古实践，能谈谈您的亲身体会么？

孙键：从1989年开始，我们国家举办了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过9届，培养了大概200余名专业的水下考古队员。其中头几期培训出来的考古队员，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包括工作岗位性质的变化，真正在一线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大概只有80~100人，而且他们往往还都承担了田野考古工作。

参加培训班的基本都是已经有考古专业背景的人，这样他们经过潜水技能的训练，去从事水下考古工作。把一名潜水员培养成考古专家是很困难的，但是教会一名考古专家潜水工作相对来说是更容易的，这也是各国培养水下考古人才的主要方式。

水下考古学实际上还可以看作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他们的方法论其实都是一样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培训，一个是潜水培训，另一个是业务培训。业务培训主要就是熟悉一些水下考古工作的技巧，使用的工具，使用的物探调查方式，甚至包括一些研究领域的变更。

在我看来，水下考古并不神秘，它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我们不能把水下考古工作神秘化、神圣化。可能以前潜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包括以后会出现人工鳃，可以直接从水里获取氧气，潜水就更容易了。

我始终认为科技的进步会改变一切，以前我们说水下考古学家的一个必备条件要能够潜水，能够实地操作，但是随着rov水下机器人、 auv无人自主潜航器甚至深潜器的大量使用，很多考古学家已经没有必要再亲临水下了，我们可以通过rov机械臂、通过各种手段去开展工作。对于水下考古工作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真正潜水在水下做考古工作受到的时间限制非常大，效率会很低，在不同的水深，水下停留的时间通常都是以分钟计算的。有了科技手段辅助，考古工作者可以花更多精力和关注点在出水文物的研究上。像意大利、法国的一些水下考古学家，他们已经更多地把自己的领域跟兴趣转移到研究方面，潜水只是一个辅助手段而已了，它不是决定性的手段了。

澎湃新闻：能跟我们描述下您在水下考古潜水时候的感受么？

孙键：年轻的时候我很享受这种感觉。潜水的时候会有一种自由感和放松感，特别是水环境好的时候，像宇航员都要进行潜水训练的，因为在水环境下你是一个零浮力的状态。

法国最著名的海洋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拍摄的深海题材的长纪录片《沉默的世界-Le monde du silence》，以清晰逼真的图像、绚丽夺目的色彩展示人类过去不曾到达的海底世界。影片讲到在水中有种自由翱翔的快乐。当然这是潜水本身，作为水下考古工作者，当你通过在水下工作去触摸到真实历史的时候，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继“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时隔15年后，我国再次对水下古代沉船开展整体打捞。二者之间呈现出哪些不同？上海也存在丰富的水下文物资源，其水下遗产保护之路应该怎么走？

孙键：目前全球水下沉船考古的打捞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提取船上文物后拆解打捞沉船；二是采用围堰抽水进行考古发掘后再打捞沉船；三是特制沉箱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一次性吊浮起运整体打捞。具体采用哪种打捞方式，要根据不同的遗址类型和特点来进行设计。“南海I号”是一条宋代的商船，满载货物，当时我们也设计了两个方案，一是在水下发掘，但是中国沿海水域水体浊度高，水下能见度低， 采用水下发掘会损失很多重要的信息，所以最终决定采用整体打捞的方式。“南海一号”当时是做了一个方形沉箱，用钢梁从底部将其封闭，然后整体提起。“长江口二号”古船采用的是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相较于南海I号古船，它在工程技术上进一步创新了，充分展现了我国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能力的显著提升。

对上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有两点，一是继续开展重点水域的调查工作，争取能有新的发现。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到现在为止有接近200年的历史，应该存在大量的水下文化遗产。加强水下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摸清它们的分布，这样才能为以后的保护工作做准备。

其次对类似于“长江口二号”古船做技术性保护，因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难度很大，上海在这方面积攒了丰富的经验，相信能够为以后其他类似的沉船和出水文物的保护提供经验，既要吸收别人的经验，也能给别人提供经验。

澎湃新闻：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能基本推测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性质、航线等信息么？您如何评价此次“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的重要意义？

孙键：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初步判断这条船有可能是沙船。沙船最早起源于唐代，首先在今天的上海崇明一带使用。真正沙船的出现应该在明嘉靖年间，而这条沉船的年代我们把它定在同治时期，正好处于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机械动力或者说现代化的轮船开始取代了帆船，中国的帆船在这一时期仍然在顽强地运作。从船货目前的性质来看，它很有可能走的是从中国内水长江口水系一直到北方东北亚地区的一个航行路线；从它的出水器物来看，中国的北方，包括天津、辽宁甚至说到朝鲜都有类似的器物，如果把丝绸之路看成线的话，中国正好处于丝绸之路的一端，那这条船在丝绸之路一端的一个区域贸易体系里边，上海作为当时对外输出或者对外交往的核心点，很多内陆的货物都是要通过长江口、通过沙船输入到不同的地区，而且再从东北将不同的豆子、油类作物再带回到上海，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循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跟我们以前做过的很多沉船都是去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航线路线以及航行方式都有不同。这条沉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关注的地方。

2022年“长江口二号”沉船打捞 大力号与奋力轮

我认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现大致有以下几方面意义：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现是通过有计划的文物普查，先后经历多年调查，是按照我们国家进行全面的水下遗产普查发现的成果之一，跟很多沉船的偶然发现不同，体现了我们水下考古工作的主动性，这点对于我们以后摸清水下文化遗产家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国家的考古工作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事情就是要摸清水下文化遗产的范围、现状保存的数量。二、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是通过大量运用科技手段，无论是前期的勘测到一些数据化采集，大量水深的科学设备，增加科技赋能，对水下考古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次的发掘它不光是一个考古工作，它从考古到保护到展示利用都做了综合考虑和综合的安排，这也是一个进步。三、长江口二号古船对于研究清代晚期中国近代的经济史、社会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是对于研究航海史、造船史，哪怕是说中国传统的造船术日渐式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标本。（记者 陈若茜）